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，比上年减少58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10.48‰，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。
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.48‰为标准，在内地31省市中，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天津、上海、北京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江苏、湖南、重庆，其中，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.45‰、6.05‰、 5.73‰。
赵鹏（化名）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，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，赵鹏决绝地回答：“不想了！压力太大了。”赵鹏和妻子都是“北漂”，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，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。
2月18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《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》作出答复：东北地区“可以探索”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。
健康时报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，2014年，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，比上年减少2万人，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。其后，2015年，辽宁也出现下降，比2014年减少9万人。到2016年，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.29万人，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。
截至2019年末，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.55万人。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。
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，东北三省垫底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，比上年减少58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10.48‰，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。
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.48‰为标准，在内地31省市中，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天津、上海、北京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江苏、湖南、重庆，其中，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.45‰、6.05‰、5.73‰。
2019年，西藏以出生率14.60‰高居榜首，宁夏、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，出生率分别为13.72‰、13.66‰。贵州、广西出生率超13‰，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.12‰、7.00‰、6.73‰。
健康时报记者梳理了2014-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，2014年我国开放“单独二孩”政策后，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，到2016年达到12.95‰，为近年来最高。而随着2016年开放“全面二孩”以来，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，从2016年的12.95‰下降到2019年的10.48‰，降低了2.47‰。在31个省份中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），除了广东省、四川省、贵州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，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。
《大国空巢》作者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，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，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，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。“从目前的数据来看，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葡萄牙、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，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”
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》，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，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.19岁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。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.7岁位居二、三位。
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，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，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，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，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。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，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。
“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，鼓励生育势在必行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。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，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。”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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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：不想生、不敢生、不能生
33岁的菲菲（化名）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，健身、旅游、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，虽然已经结婚多年，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，“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，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？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。”
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，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，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生育率都会降低。从国内看，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，出生率相对较低，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。
“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，是必然的，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，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，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。”易富贤说。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、2019年1380万人，20-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、2019年365万人。
“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、尤其是与20-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。”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。
“长期以来“晚婚、晚育”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，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，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，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，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，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。”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此外，易富贤还指出，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，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“不想生、不敢生”，同时，各项经济、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，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，导致二孩、多孩难以实现。”
根据中国人口协会、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《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》，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.5%-15%左右。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。
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，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，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地区都有“后来居上”的势头，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。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、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。
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，开放人口政策不是“一招鲜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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